贞观初，太宗欲拨乱反正，使天下大治，于听政之暇，经常与群臣议论古今治乱兴亡。史学家李百药赞扬他“终及日昃，命才学之土，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贞观中，黄门侍郎刘泊称颂他“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从这些字里行间，透露了唐太宗夜以继日地与大臣议史致治的热忱。
唐太宗又是个读史成癣的君主，他于理政之暇，或同大臣“共观经史”,或单独“披览忘倦，每达宵分”。他如此刻苦攻史，为了什么呢?请看他在《帝京篇》咏诗自陈： “披卷览前迹，抚躬寻既往”,表白自己从阅读的史籍中寻找治理天下的经验借鉴。如他看了三国史事，以诸葛亮的秉公赏罚为鉴说：“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 ‘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由此观之，魏徵赞扬他： “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并非溢美之词。对此，有学者曾深刻地指出：“读史者鉴之，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知学矣。”并称赞贞观君臣“引古证今”“酌古鉴今，斯可久之良法与!"对唐太宗来说，最切实的读史借鉴莫过于历代帝王的嘉言懿行了。贞观初，他配合励精图治的需要，指示魏徵、虞世南、肖德言等人，删编《百代帝王所以兴衰者》节本。唐太宗读后嘉奖说： “使我稽古临时不惑者，公等力也!”及至贞观十四年，他对房玄龄说： “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瘴恶，足为将来规诫。”贞观中，他在《答魏徵上群书理要手诏》中说： “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贞观晚年，他在《金镜》里指出自己要做有道明君、不做无道暗主时说： “朕以万机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风，观百王之遗迹，兴亡之运，可得言矣。每至轩吴之无为，唐虞之至治，未尝不留连赞咏，不能已已。及于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懔懔然，兢惧如履朽薄然。”这就清楚地说明，总结历史经验，归根到底，是为了“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