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有两点是十分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史学工作者经过对50年代以来史学发展道路的反思，经过对当代外国史学发展状况的初步了解，并认真地考察了当代中国历史运动对史学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从而在理论、方法、研究课题的价值取向、研究的手段与模式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可以预料，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将有一批面貌一新的、有影响的新成果问世。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史学发展在客观上受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史学更多地接触到社会层面时，便出现了高雅与平庸混杂、通俗与媚俗并存的局面，这有势使之然的一面，也有学风不正的一面。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趋势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二）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成就
——理论、方法论研究的成就。在历史理论方面，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是从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向近代进化论的转变，一是从进化论向历史唯物论的转变。前一个转变始于19世纪末叶，康有为在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下，结合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创立了历史进化论。其后严复译述《天演论》，西方的进化论进一步广泛流传。至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明确提出历史撰述要写出人群之进化现象并求得公理公例的原则，从而使历史进化论在史学领域中获得了具体的表现形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章太炎、孙中山阐述了革命在历史进化中的重要作用，把历史进化论又向前推进一步。后一个转变是更重要的转变，这是因为历史唯物论克服了历史进化论的种种局限性，向人们提供了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1919年至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强调“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2]。他说的“新史观”即唯物史观，并对其内容与价值做了阐述。其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对唯物史观有十分丰富的阐述和运用，同时也有一些专门性质的研究论著问世。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9年）一书，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同他在60年代发表的著名论文《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家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相互补充，反映了作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80年代，侯外庐总结自己数十年治史的理论和方法，揭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解和执行唯物史观的心迹与实践。[3]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1989年），反映了几代史学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做出理论说明的真诚的努力。这样的著作还有不少，不能一一列举。近20年来，史学界关于史学自身的理论研究，也有新的起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