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去世后，对如何执行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尤其是他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几乎成为全部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国民党人、共产党人都声称自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继承人。国民党内胡汉民、戴季陶、周佛海、蒋中正等人，都撰写过论述三民主义的著作，反映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观点，就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而言，其要义不外尽量阐发孙中山思想中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方面，阐发不利于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消极、保守方面，说什么“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民生主义包含共产主义”，“只要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就行了”，“马克思主义是民生主义的仇敌”，等等。共产党与此不同。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积极意义，精辟地解说了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很明显，在这里毛泽东极其准确地概括了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说中的基本思想。说到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的联系，那是极其明显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是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在中国硬造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开始就要在中国实施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要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为民主主义的社会。走这一步，共产主义者的纲领和政策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理想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孙中山一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区别在于，中国革命还必须走第二步，即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孙中山以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一个最美好的社会，不需要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在这一点上，孙中山又是与共产主义者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