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成果颇丰，对我国文学与翻译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掌握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因而从事的翻译都是从英文转译的。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提高，有些人对译作是否能保持原著的思想和艺术风格提出质疑，甚至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绝对不可译的，尤其是诗歌翻译，他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认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他还认为文学的“风格”就是文学的“表达”，而“表达”可以把人类思想具有共通的东西“移植”成文字。这种对于文学可译性的论述，消除了某些译者和读者的疑虑，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郑振铎早在青年时代就对文物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买古籍和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学的薪水和微薄的稿费。尽管在乱世中文物变得相对廉价，但收藏这些陶俑的花费也不少。于是，家里过得更为窘困，靠的是节衣缩食。
早在郑振铎旅居英国伦敦时，就曾编著了迄今所知的他的第一部考古专著《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一书，介绍了世界考古的重要发现。当时，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尚在萌芽阶段，大批文物被盗掘而流落海外，或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从事文物研究，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把有限的全部财力都用来搜集古书。到了抗战时期，他又和一些朋友竭尽全力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古籍文献。